公众号推送规则改变， 若您认可文章，还请点击上 方右侧蓝字，然后在右上角“...”点选“设为星标” 1952年7月，32岁的张爱玲以去港大复学为由，申请离开大陆，从此告别了上海这片故土，此生再未归来！ 张爱玲在多篇自述中，反复讲到两个细节。 第一是在上海申请出境时，民警对她完全是敌人的态度，认为她动机不纯，心里有鬼，出去是要搞破坏。 但出境申请批下来后，民警态度立刻变得客客气气，服务十分周到，因为此时她已经属于“外人”，无需按内部审查标准对待。 民警要代表组织，做好相关统战工作，以“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”。 第二是她经罗湖桥进入香港，过海关检查时，工作人员认出了她，说通行证上的名字是化名，你是不是作家张爱玲？ 张爱玲说当时“整个人如五雷轰顶”，担心出境计划就此失败，完全不知道怎么回答，只迷迷糊糊地说了个“是”。 但出乎她意料的是，海关人员没有为难她，只对她说了一句：“我看过你很多小说！” 在后来的讨论中，张爱玲的离开被反复贴上“背叛”或“明智”的标签。 但这两个词都太生硬，真实的张爱玲没想这么多，她只是不适应新环境，想要离开这里！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，张爱玲过去的作品，都被归入小资产阶级类，但她本人被列为可“争取”对象。 为了适应新时代与新环境， 张爱玲开始尝试写“无产阶级”的故事， 长篇小说《十八春》就是这样出现的。 在这篇小说结尾，男女主人公投身了革命，在延安再度相逢，此书在上海引起轰动。 尽管她努力向新政权靠拢，却还是在不经意间，在小说中流露出对政治的态度： 政治决定一切，你不关心政治，政治要找上你！ 这句话后来流传开来，变成了“你不关心政治，政治就来关心你”！ 为了团结文艺界，组织对张爱玲十分礼遇，1950年上海宣传部长夏衍之亲自邀请她，参加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。 也就是在这个会议上，身穿旗袍的张爱玲与众人格格不入，当时在场的好几百人，都是男穿中山装，女穿列宁服。 张爱玲这种旧时代的小资打扮，成了众人眼中的“异类 ” 。 很难说这次会议，究竟对张爱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 她的亲弟弟张子静，回忆此时最后一次与姐姐见面，是在1951年的春天。 当时他问姐姐张爱玲对未来的打算，张爱玲说：人民装太呆板，我是不会穿的！ 但张爱玲的离开除了恐惧之外，还有一层更深的矛盾，关乎文学本身。 张爱玲一直以来写的是“人”，那些都市男女的欲望、算计、挣扎与苍凉，是“人生的一面”。 而那个时代要求的，是写“人民”，是宏大叙事，是英雄人物，是革命斗争。 她无法“改造”自己，不是因为她傲慢，而是她太敏感、太疏离、太个人主义。 她无法像许多知识分子那样，真诚地脱胎换骨，去写她不熟悉的工农兵生活。 如果强行留下，她要么从此沉默，要么写违心的作品，这两样对她来说，都是一种死亡。 她选择离开，是为了维系作为作家的那部分生命，虽然那部分生命，后来在外面也并没有真正绽放。 而她之所以能离开，除了个人的决断，还依赖一个短暂的历史窗口。 1952年前后，香港大学复课，她以“继续学业”为由申请出境，当时对知识分子去香港的管制相对宽松，她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缝隙。 她用“求学”而不是其他名义离开，既给了自己一条退路，也给了文艺界一个不太难堪的台阶。 这不是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，更像在时机出现时果断起身，趁着门还没关，赶紧走了出去。 至于如何评价这件事，取决于你站在哪个坐标上看？ 从国家或革命的视角看，她的离开会被视为对新生政权的不信任和逃避。 在那个需要所有人投身建设的年代，她的“跑路”确实带着一种离心力。 但从文学和个人的视角看，这是一次成功的止损。 张爱玲太多身份的原罪了：她的曾外公李鸿章，在当时被定性为头号汉奸卖国贼；她的父母属于剥削阶级；她和汉奸胡兰成关系暧昧，属于绝对的政治污点！ 如果她留下来，那一轮又一轮的运动，不可能放过这个靶子！ 她本人会受尽磨难，而中国文学未必能因此得到什么，反而可能失去一位极具辨识度的作家。 她后来在海外的写作，虽然政治倾向时有争议，但《红楼梦魇》和晚年的考证工作，依然延续了她独特的文学生命。 她不是一个英雄，也不是一个叛徒，她只是一个想“写下去”的人，在历史的夹缝里，为自己找了一条生路。 她对任何宏大叙事都抱有警惕，她只相信个人的及时保全。 在她看来，时代巨轮碾过时，个人能做的不是去挡车，而是尽量找一个缝隙，把自己藏好。 这不是“爱国”与“卖国”的选择题，而是一个极度清醒的个人主义者，察觉到环境无法容纳自己后，趋利避害的本能反应。 她预见了自己在此地无法写作，于是选择了自我放逐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她离开后并没有做出格的事！ 她没有发表反动言论，没有参加任何反华组织，没有政治行动。 她只是安静地写作、研究，在美国期间为香港电懋影业写过剧本，但那更多是为了生计，内容也并不激烈，后来她自己也不愿多提。 而官方对她的态度，在不同时期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