门铃响了三遍。 我透过猫眼往外看，父亲站在楼道里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背也驼了。身边站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，瘦高个，眉眼跟他年轻时一个样。 我把手放在门把上，没动。 “雅静，爸知道你在。”父亲的声音隔着门板传进来，闷闷的，“你开开门，爸跟你说句话就走。” 男孩叫了一声：“姐。” 我站在门后，一句话没说。 门缝底下塞进来一张纸。我低头看，是医院诊断书，上面写着：薛思聪，急性白血病。 脚步声慢慢远了。 01 我坐在沙发上，那张诊断书放在茶几上。 薛思聪，男，15岁。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。建议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。下面还有一行小字：患者血型B型，家属可做配型筛查。 我盯着“薛思聪”三个字看了很久。 我从没见过他，直到今天。 父亲老了，十年前我离开老家时，他头发还是黑的，腰板挺直，走路带风。 今天猫眼里那个老头，头发白了大半，背驼了，连敲门的手都抬不太起来。 那个男孩倒是年轻，瘦，个高，眼睛像父亲。 我把诊断书翻过来，背面是医院地址和电话。是省人民医院，不是我们老家的医院。他们跑了几千里来找我。 手机响了。是姑姑薛建英。 “雅静，你爸到了？” “到了。” “你开门了？” “没有。”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姑姑叹了口气，声音里带着为难。“雅静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。可那孩子……” “姑姑，”我打断她，“这孩子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 “他是你爸的儿子。” “ 我爸的儿子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 ” 姑姑不说话了。 我捏着手机，指头有点发白。我知道这话说得硬，可我没办法不硬。二十年了，我离家二十年，他从来没找过我。现在来找我，因为他的儿子病了。 “雅静，”姑姑的声音低下来，“你妈走那年，你爸确实做得不对。可现在……” “姑姑，您别说了。” 我挂了电话。 屋子里安静下来。 窗外是南方城市的傍晚，楼下有人在遛狗，小孩在喊妈妈。 我站起来，走到阳台，把窗户推开一条缝。 空气里有饭菜的香味，不知道谁家在炒辣椒，呛得我眼睛发酸。 我回到客厅，又拿起那张诊断书。 血型B型。 我父亲是O型。我记得很清楚，因为他以前献过血，回来跟母亲显摆，说自己是万能血。母亲当时笑着说，那你可得多献点。 魏芳芳是什么血型我不知道。但O型和A型，生不出B型的孩子。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闪了一下，我没往下想。 我拿起手机，给女儿打了个电话。她在外婆家写作业，接起来就说：“妈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 “明天。” “外公找到你了吗？” 我愣了一下。“谁跟你说的？” “外婆说的。她说外公从老家来了，带着个小弟弟。” 我握着手机，半天没说话。 “妈？” “没事。明天我去接你。” 挂了电话，我把诊断书折起来，放进茶几下面的抽屉里。然后去厨房煮了碗面，吃了两口，吃不下去。倒掉，洗碗，洗澡，躺到床上。 翻来覆去到半夜，还是睡不着。 我想起母亲。想起她躺在医院里的样子。瘦得只剩一把骨头，手上扎着针，还在跟我说：“ 雅静，你好好考，考出去，别回来。 ” 那年我高三。 母亲确诊是春天。 父亲说跑运输忙，回不来。 我一个人在医院和学校之间跑。 早上五点起来，给母亲送饭，然后去学校。 中午别人午休，我去医院。 晚上下了晚自习，再去医院陪床。 姑姑偶尔来替我一晚。 有一次，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爸把存折拿走了。” 我问她拿存折干什么。 她说：“他说生意上要周转，过两天就还回来。” 那本存折里有八万块钱。是母亲攒了半辈子的钱，原本是给我上大学用的。后来母亲化疗要钱，我去找父亲要。他说生意亏了，没钱。 我不信。我去查了存折，里面只剩三十二块钱。 三十二块。 我拿着存折回到医院，母亲看了一眼，什么都没说。她把脸转过去，对着墙，肩膀抖了几下，然后就不抖了。 从那天起，她再没提过化疗的事。 医生说她的情况可以做手术，但费用要十几万。母亲说，不做了，留着钱给雅静上大学。 我跪在她床前求她。她摸着我的头说：“雅静，妈这辈子就这样了。你得走出去。” 那年七月，母亲走了。 父亲来参加了葬礼，待了不到两个小时。他穿着一件新夹克，头发梳得油亮。我站在灵堂门口，看着他跟亲戚们点头，跟没事人一样。 葬礼结束第三天，他带着魏芳芳回了家。 魏芳芳穿着高跟鞋，踩在我妈擦过的地板上，咯噔咯噔响。她说这房子太旧了，得重新装修。父亲说，行，都听你的。 我站在自己房间里，把门反锁，收拾东西。 姑姑来送我。她塞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两千块钱。我不要，她硬塞进我包里。 “雅静，你爸他……” “姑姑，别说了。” “你听我说完。”姑姑压低声音，“那个魏芳芳，以前在镇上跟一个叫薛国兴的走得近。你爸那时候跑长途，一个月回来一趟，不知道这些事。” 我把信封塞好，没接话。 “你爸现在被她哄得团团转，我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。” “姑姑，我走了。” 我背着包，坐了一夜火车，到了南方。从此再没回去过。 那一年，我十八岁。 02 我高考那年，分数出来，超了一本线四十多分。班主任说，报省城的大学吧，